《工厂日记》：孤独而无名她把肉身交付不幸

　　时间需要被记忆，时间需要被度量，而阅读无疑是将消逝的时间保存在记忆中的理想方式。阅读保证了我们以思考的维度来覆盖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经历到的事件融入自己的头脑，将流逝的时间烙上印记。它填充着我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富着时光的意义。

　　我们正逐一在书评周刊推送这12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本篇为西蒙娜·薇依的《工厂日记》。

　　西蒙娜·薇依有一颗稀有的高贵灵魂，这绝非溢美之词。出身于优渥家庭，拥有极好的智识和教育背景，薇依本可以过着有尊严、无忧虑的生活，却选择遵循内心指引，成为一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对薇依来说，成为“低下”的劳工不是为了理念研究，不是为了写出《工厂日记》，而是出自她那对不幸和苦难的本能“渴望”，她想深入了解不幸者，体验他们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改善处境，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姐妹”，自己就是不幸者中的一员。正是在对不幸的切身体验中，薇依凭着自己的信仰与爱，给出了超越不幸的解脱之路。

　　我们致敬《工厂日记》和它的作者西蒙娜·薇依。我们致敬薇依亲身实践的非凡勇气，致敬她以敏锐的智慧写下这部记录并反思底层工人处境的日记，更致敬她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大爱”与“慈悲”，她让我们看到超越现实困境的可能。

　　由薇依所著的《工厂日记》入选“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位在法国思想史上占据独特位置的哲人、社会活动家在八十余年后的中国依然能引起如此关注和共鸣，印证着米沃什笔下“恰恰是不可能发生的发生了”。或许我们无法真的践行薇依所推崇的苦行主义，如她一般以痛入思，亦无法完全分享其关于神秘主义的观点，但她对社会普遍问题的揭露、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对苦难的关怀，却让我们每个阅读者都深受感动，得到润泽与充实。

　　如果说翻译开启了原作来世的生命，作为译者，我有幸能参与这一段《工厂日记》的转世之旅，将薇依质朴而纯粹的声音传达给国内读者。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的责编赵伟老师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精心策划与编辑，以及《新京报》和所有的读者们，原作生命的延伸和拓展离不开出版行业与读者、评论界的共同努力。

　　王天宇（《工厂日记》译者）：之前读博的时候，我法国导师就向我推荐过薇依，说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intéressante）的作家。我在巴黎十三区居住时，家附近也正好有一条街是以她命名。所以我感觉和薇依有一种莫名的缘分。后来看到这本书在招募译者，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毛遂自荐，最终能翻译到这本书也感到非常荣幸和幸运。

　　困难主要在术语翻译方面，不仅涉及机械术语、哲学术语，还有薇依话语体系内的一些特殊表达。如“日记”部分，薇依记录收入时所使用的“%”。在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后，我选择在行文中保留“%”，再以脚注补充说明，即“薇依用百分比来表示她平均每个零件所赚的钱，0.7%，即100个零件挣了0.7法郎”，希望在忠实再现薇依表达特点的基础上，也方便国内读者理解。

　　新京报：这部作品虽然是“日记”，但其中有非常强的思考性，这部日记除了是一种记录，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西蒙娜·薇依发展、形成个人思想的一个过程？

　　王天宇：这部作品名为“工厂日记”，但其实是一部综合性作品，涉及体裁除日记外，还有信件、期刊文章、大会发言等。可以说，这是一部多声部、具有对话特性的作品，忠实记录下了1934-1942年间薇依本人、工人及工厂领导者等关于“工人生存境况”的体验、看法与思考。它可以被视为薇依个人思想发展的见证。从体会工作之重负，直面大工业制度造成的工人身体困乏与灵魂萎缩，到在工作中感受到“手法”掌握时的快乐以及工友团结时的善：被羞辱、被压迫处境下的人性闪光让薇依得以从工人境遇中思索人的境遇，并试图将其转化为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直至设想工作成为个人自我提升、走向善的理想之地。

　　新京报：书中最后一篇文章《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极具启发性，你如何理解薇依为“非奴役性工作”提供的解决之道？

　　王天宇：奴役性工作由必要性而非目的性主导。人因生存需要工作，被剥夺了使生产活动有意义的目的性，成为生产的工具，灵魂受到伤害，陷入不幸。对此，薇依提出“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即通过走向上帝，让工人们找回如责任心、荣誉感等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的因素。这里的走向上帝并非特指去教堂祈祷，而是指真实的人对爱、信念和智力这三个纯粹个人的官能进行沉思，它并不具体指向某物，而是强调要以饱满的注意力在思某物时回到思自身，最终以空明的灵魂接纳“永恒的光明和美”。其次，要让人能把握工作中的目的性并据此自主展开活动，实现对工作和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再则，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找到共鸣和支持。最后，“所有的技术和经济问题都必须以设想最佳工作条件为出发点来制定……工作不应拖累劳动者”。

　　王天宇：在我看来，薇依是一位以赤子之心追寻真理的“圣女”。出生于巴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不仅融贯古希腊文明的各种形式，更掌握包括拉丁文、古希腊文等在内的多门语言。深厚的学养并没有将薇依禁锢在象牙塔内，她渴望分担受难者的命运。她奉行苦行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不幸（malheur），才能体会生存的悲剧，进而获得思考人的基本问题所需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感受。为此，她放弃原本优渥的生活，以殉道者的姿态走进工厂，切身体验工人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感，最后因拒绝吃比当时敌占区德国政府拨给法国人定量的更多食物，营养不良而死。正如薇依在一首诗中所写，“孤独而无名，他把肉身交付不幸”。她一腔赤诚以赤子之心介入苦难，以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诸多问题，赋予其文字穿越时空隔异的震慑力。

　　新京报：在书中的一封信中，薇依用到一个词，“与现实生活接触”，她放弃原本的生活，“选择”进入工厂做工，在某个层面看，似乎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你如何看待薇依的这一生命选择？

　　王天宇：一方面，从其个性和价值取向而言，薇依反对权威与物质主义，因此比起原生的中产阶级，她更愿意走进工人、受难者之中，分担后者的命运。另一方面，“逃离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是薇依探寻真理的必由之路，为其思考提供最真切、最直接的原料。通过亲身体验工人的生存状况，薇依得以超越书面，以更深刻和直接的方式理解社会不义与人类的苦难，进而反思整个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新京报：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对很多人，比如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米沃什产生了深远影响。薇依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王天宇：是一种超越传统宗教等世俗界定、追求普世关怀的精神与姿态。薇依自称“永远停留在教会的门槛上一动不动”。她认为应将教会与上帝分离，拒绝上帝的实体化。上帝因此走下圣坛，步入不幸和受难者之间。这种普世理念贯穿着薇依以己身体验工人的生存境况、对抗权威与物质主义的思考与行动。正如她本人所言，“绝对未经混杂的关怀，即是祈祷”。抛弃成见与隔异，超越个人处境，关怀人类的普遍苦难：这或许就是薇依独特却又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